阮籍代表作(竹林七贤是魏晋风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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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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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阮籍代表作,竹林七贤是魏晋风流人物?
“竹林七贤”是魏晋风流名士的代表性人物,我都敬佩。但要说最喜欢谁,那就是阮咸了,尽管他的名气好像不如其他六位显耀。
看看关于阮咸的几个故事,了解了阮咸这个人,你也会喜欢他。
阮家是个有名望的大家族。因为贫富不均,这个家族以居住地中间的一条道路分隔形成了鲜明的两个阵营。路北居者皆富有,路南居者多贫穷。化用赵树理先生的顺口溜很可说明这个家族贫富分化的状况:“名士不名士,从北往南看。路北著锦衣,路南穿布衫。”阮咸和其叔叔阮籍都居住在路南,属贫者流。七月七日,是晾晒秋冬衣物的时令。路北,楼宇屋檐间,锦被貂裘,绫罗绸缎,丽服华装,于阳光下闪耀着晃眼的光芒;路南,房前屋后,偶有几片暗淡的衣物寂寥于风日中。阮咸出门溜达了一圈,眼中风物大概也是令其心情不爽,就在自家院子里竖起一根长大的竹竿,百尺竿头高挑一条大棉裤。有客来访,甚是不解其意。阮咸指指路北晒在太阳下的衣物,说:“我也免不了俗,没面子,此物聊可抵挡一阵。”。
阮氏家族虽有贫富之分,但都好饮,且人人海量。这阮咸和侄子阮修关系不错,很合得来。族人间时常聚聚,小酌从没有,海喝是常事。有一天,阮氏家族又聚在一起搞大型聚会。高台上阮咸弹琵琶,台下一大片桌几酒席。看看族人来得差不多了,阮修就对阮咸说:“别弹了,咱开始喝吧。”好多人不乐意,说再听阮咸弹会儿琵琶吧,不着急。这阮咸精通音律,擅弹琵琶,在当时的音乐界是数一数二的大腕儿。手指一挥,仙音绝伦。
直到大家的肚子都开始鸣不平了,看看这日头真不早了,确实该开宴了。众人对阮咸说:“别弹了,开喝吧。”阮咸顾视那几瓮成行排列的好酒,说:“还有高士未到,你们先开始,我弹完这一曲再喝,晚谷子不少出米。”于是弹的弹,听的听,喝的喝,看的看,一片纷乱。有几个追星族小辈儿问阮咸:“您还等谁啊?什么样的高士?”阮咸抬头看看日色,停止弹奏,说:“新来的门客。皆衣黑袍,大智若愚远迈不群,不与俗人相交游。我昨于乡间僻壤访而得之,置酒与饮,皆海量也。”。
几个追星族本想等阮咸家的门客到来后一起痛饮,但看着酒席间早已是杯盘狼藉,众人早撤弃小酒杯,换了大碗大盆,个个如长鲸吸百川,也不愿等阮咸家的门客了,抄家伙喝起来。阮咸目睹此情景,酒瘾也早按捺不住了,下了高台,抹胳膊撸袖子,刚想痛饮,却见自家众门客一溜儿小跑过来了。
----却是谁?一群黑猪。阮咸眼睛一亮,大呼:“卿等何姗姗来迟也!识食物者为俊杰,无须多礼,但饮无妨!”倒一大盆酒,置于猪前,与群猪抵颅共饮。偶尔怕拍猪头,扯扯猪耳,赞一句:“卿等真海量也。”众相视大笑,酒兴倍添。迎杯送盏,碗去盆来,不一会儿阮咸与族人皆醉卧于地,众门客摇摇晃晃扬长而去。一追星族指猪问阮咸:“这就是府上的门客?高,高士?”
阮咸答曰:“正是。”醉态之中,望门客影儿而作歌曰:“残羹冷炙足为欢,日暖墙下自高眠。耳大不闻世间事,无忧无虑养天年。”
阮咸的姑姑有个鲜卑族的小侍女,虽出身卑微,但风情万种,姿色不凡。姑姑常带着小侍女回娘家探亲,一来二去,郎有情奴有意,阮咸就和这小侍女好上了。阮咸的母亲去世了,阮咸的姑姑又带着小侍女来吊丧。阮咸就请求姑姑留下侍女,成全了他们俩。他姑姑随口就答应了。没想到,姑姑走时居然瞒着阮咸又把小侍女带走了。阮咸听说后,那个急啊,骑上来吊丧的一个朋友的毛驴,连身上的孝服都顾不上脱,亲自去追。不一会儿,俩人合骑着驴满面欢喜回来了,阮咸跳下驴,对小侍女说:“除了你,谁也不配给我们阮家传宗接代。我可不能把你弄丢了!”
阮咸精通音律,善弹琵琶,时号“妙达八音”,有“神解”之誉 ,在当时的音乐界无人能比。他发明了一种乐器,类似琵琶,弹起来美妙绝伦。后人以他的名字“阮咸”命名,现存于日本博物馆。我贴图如下。他的文学成就也是了不得。有文集一卷行世,元代尚存,后来散佚。关键还是这个人的人品好,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说他:“纯洁质朴,节制欲望,万事万物都不能改变他的性格。”诗圣杜甫说他:“嗣宗诸子侄,早觉仲容贤”。(阮咸字仲容)
我辈太渺小了,说阮咸这样的高人名士,咋说都不到位,各位还是看看他的传记吧,一看你就佩服和喜欢他!
2. 分析阮籍诗歌的艺术特色?
阮籍(210-263)字嗣宗,三国陈留尉氏(今河南)人,曾为步兵校尉,魏高贵乡公时官散骑侍郎。
主要作品有《咏怀诗》82首,抒写内心的苦闷,揭露现实的黑暗,充满愤世疾俗之情,限于政治环境,《咏怀诗》大量运用比兴寄托,借古喻今的手法,诗旨遥深,隐晦曲折。阮籍继承了《诗经》、《楚辞》及建安文学的优良传统,对五言诗的发展颇有贡献。他的散文《大人先生传》,讽刺世俗庸人的虚伪和贪婪,文笔辛辣至极。辑有集13卷,已散佚。明人辑有《阮步兵集》,近人有黄节著《阮步兵咏怀诗注》。3. 谁有阮籍的清思赋?
阮籍《清思赋》曰:厌白玉以为面,霏丹霞以为裳。三国魏阮籍《清思赋》:“色熠熠以流烂兮,纷杂错以葳蕤。”
4. 曹植有哪些贡献?
“一代诗宗”曹植——论曹植对中国诗史的独特贡献
中国诗史“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文质彬彬、情文并茂,追求“壮美”的美学定位,以抒情为本的文化品格,以五言诗为主的诗体形式,皆由曹植垂范并师法千秋。曹植“一代诗宗”的诗史地位,是由曹植的四大贡献奠定的。
1.曹植诗隐括《风》、《雅》,组织《庄》、《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继往开来,初步确立中国诗歌“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
中国诗歌发展,明显地呈现出“二源合一流”的大势走向。“二源”即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诗学体系,以《楚辞》、《庄子》为代表的南方诗学体系。建安诗歌一代繁盛,正是“得《风》、《雅》、《骚》人之气骨”,二源交汇,南北合流,儒道合一的产物。
曹植乃“风、雅之苗裔”,曹植自己也以“有应风雅”相标榜,读曹植《送应氏》、《泰山梁甫行》、《情诗》、《门有万里客行》等,这一点,不言而自明;同时,曹植《飞龙篇》、《远游篇》等游仙诗,“与《楚辞》同意”,《杂诗》六首,“原本于《离骚》”,所以刘熙载《艺概》卷二也谓“曹子建诗出于骚”;并且,曹植诗也多乐府,“参其乐府,皆汉氏之韵”;《南国有佳人》等游子思妇诗,“全法《十九首》意象”。
因此,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谓“子建之诗,隐括《风》、(傩》,组织屈、宋,洵为一代宗匠,高踞诸子之上。……然不能不推子建为极者,盖有得于诗家之正派的宗也。”将曹植作为《风》、《雅》、《楚辞》的正宗传人来推崇。
建安诗歌,正处于承上启下,“二源合一流”的历史交汇处,“三曹七子”皆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然真正以诗歌实绩确立这个嬗变大势者,当首推曹植。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得好:曹植诗,“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惨远的情调。这一切都通过他凝聚在五言诗的制作上,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
2.”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初步确立中国诗歌“壮美”的美学定位和文质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
所谓“骨气奇高”,是说曹植诗不仅有血有肉,而且有骨有气,充满气势和骨力,充满追求和抗争,显得慷慨刚健,悲愤沉郁,以气取胜,以骨取胜;所谓“词采华茂”,是说曹植诗风流倜傥,文采斐然,工于起调,善为警句,锻字炼句,声色和美。
建安诗人唯曹植华丽其容,风骨其实,“词采华茂”因“骨气奇高”而不致流于浮艳纤柔,“骨气奇高”又因“词采华茂”而不致陷于平浅粗豪,真乃文质相称,情文并茂,壮哉美哉,美哉壮哉!
所以《多岁堂古诗存》称“魏诗至子建始盛,武帝雄才而失之粗,子桓雅秀而伤于弱,风雅当家,诗人本色,断推此君。”吴质《答东阿王笺》即以“文彩巨丽”赞美曹植;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一文中,将“华丽壮大”作为建安文学的一大特征。
刘勰《文心雕龙·风骨》云:“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呜凤也。”高度评价了风骨与词采的统一,并誉为文中凤凰,同时讥笑有风骨而缺文采者为文中鸷鸟,有词采而乏风骨者为文中野鸡。
陆机、谢灵运、谢眺等人,受曹植“词采华茂”的影响,以至愈演愈烈,繁衍出六朝诗歌的“采丽竞繁,刚健不闻”;另一方面,左思、鲍照,其实还包括阮籍、陶潜、庾信、陈子昂、李白、杜甫等人,继承发展曹植“文中鸣凤”的精神,形成“盛唐雄赡”的壮美诗风。陈子昂的诗歌革新运动,上接“汉魏风骨”,要求新诗歌应“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修竹篇序》),李白的“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要求风骨与清发的结合,皆与曹植的“骨气奇高,词采华茂”一脉相承。
3.曹植诗“情意有余,汹涌而发”,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左右摇摆,确立了抒情的文化品格。
《诗经》以言志抒情为主,其中有少数诗歌,如“民族史诗”、《七月》、《氓》等有明显的叙事倾向。《楚辞》也以抒情为主,但叙事性大为增强,《离骚》作为一首自传体政治抒情诗,回顾半生经历,探索未来道路,便大量用赋的手法;《招魂》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也多用体物铺叙笔法;《卜居》、《渔父》更是明显的散文化、叙事化。
《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以叙事为主,《东门行》、《病妇行》、《孤儿行》、《陌上桑》等皆为成熟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更是达到我国古代叙事诗的最高成就。《古诗十九首》“深衷浅貌,短语长情”,又以抒情为主。
中国诗歌虽以抒情言志为发端,但其发展实在是依违于志、情、事之间,左右摆摆,自曹丕的“文气”说、陆机的“缘情”说始,中国文学方觉醒、独立,中国诗歌方确方向,以情为本。然“文气”说、“缘情”说的出王主要受到建安诗歌的启发。而真正代表“文气”、“缘情”理论的实绩,以创作实践确立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诗人,当首推曹植。
“七子”中唯王粲、刘桢多抒情诗,但数量、质量皆远不能与曹植比肩。曹植诗“本乎性情,慷慨高歌不减乃父,“柔情丽质,不减文帝”,并且无情不可抒,无意不可达,《白马篇》之豪壮、《薤露行》之慷慨、《送应氏》之悲凉、《七哀诗》之哀怨、《美女篇》凄婉、《杂诗》之缠绵、《赠徐干》之坦诚、《野田黄雀行》之沉痛、《赠白马王彪》之沉郁、《当墙欲高行》之愤激、《泰山梁甫行》之凄惨……
4.艺术质量上,曹植五古深于取象,善为比兴,大量诗作,通篇用比兴,在建安诗坛,可谓“集比兴之大成”、“开一代风气”。
曹植诗工于起调,善为结语,曹植以前,古诗不假思索,无意谋篇,自曹植,方“有起,有结,有伦序,有照应”,并且“结名好难得,发句好尤难得”,曹植有此成就,实在是大不易;曹植诗功于锤炼,善为警句,而曹植以前,古诗“平平道出,无用工字面”,自曹植,方锻字炼句,后世诗人争相效仿,甚至“唐人诗眼本于此”;
曹植诗对仗工整,平仄妥贴,对齐永明体及唐近体诗,也多有启发;曹植诗词诗采华茂,粲溢古今,却“浑然天成”、“文质适中”,将乐府诗的通俗和《十九道》的典雅相融合,“形成自己全新的语言风格”;
综上所述,中国诗史“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文质彬彬、情文并茂,追求“壮美”的美学定位,以抒情为本的文化品格,以五言诗为主的诗式形式,皆由曹植垂范并师法千秋。虽然诗歌的艺术发展有其自身规律,但人为因素,大家手笔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古人将曹植列“古今三大诗家”或“古今四大诗圣”,这绝非过誉之词,这是由曹植对中国诗史的独特贡献所奠定的。
5. 世说新语中魏晋士人不流于俗的行为?
一、违礼举止
魏晋时期,传统礼教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
纵情越礼,毁坏礼制在魏晋名士生活中是普遍现象,他们不屑于遵守传统秩序规范,常常以极端的言行反抗常识,反抗世间习惯了的信条,采取一般人看来矫激的言语行为,甩开现实的束缚,洋洋自得于懈怠无为的生活。
魏晋名士蔑视传统礼法,违背礼俗的言行相当突出。
阮籍、刘伶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如《任诞》第六: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
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
《任诞》第三: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
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
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
’妇曰:‘敬闻命。
’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
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
’便饮酒进肉,隗然已醉矣。”
刘伶带有恶作剧性质的举动明显表现了对当时社会传统规范的蔑视和戏弄之情。
阮籍更是处处与礼教规范对着干,礼教规定男女授受不亲,他却偏与邻妇一起饮酒,并醉卧其侧。
《礼记·曲礼》明确规定:“嫂叔不通问。”他却定要与嫂子送别③。
礼教又规定母丧期间不食荤,他却大啖酒肉,神色自若。
魏晋名士言行中经常故意违礼而行并以此自持,阮籍本人就对礼法之士的指责针锋相对地反驳:“礼岂为我辈设也。”④以前奉作金科玉律的礼教规定,在他们眼里不值一提。
名士们对礼法的蔑视最突出表现是在对待婚丧和日常口舌之辩中。
《任诞》十五:“阮仲容先幸姑家鲜卑婢。
及居母丧,姑当远移,初云当留婢,既发,定将去。
仲容借客驴著重服自追之,累骑而返。
曰:‘人种不可失!’即遥集之母也。”
《任诞》第十四条:“裴成公妇,王戎女。
王戎晨往裴许,不通径前。
裴从床南下,女从北下,相对作宾主,了无异色。”
阮咸不顾身份、母丧,公然与鲜卑女结合,在门阀制度的时代是相当惊人的举动。
翁婿同室,却毫无异色,对礼法的挑战不可谓不极端。
《世说新语》书中所记叙的温峤成婚,诸葛恢女儿再嫁的经过⑤,也是极典型的例子。
《世说新语》又有《伤逝》一门来专章表现名士们奇特的悼亡方式。
《伤逝》第一条:“王仲宣好驴鸣。
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
’赴客皆一作驴鸣。”
《伤逝》第十五条:“王东亭与谢公交恶。
王在东闻谢丧,便出都诣子敬道:‘欲哭谢公。
’子敬始卧,闻其言,便惊起曰:‘所望于法护。
’王于是往哭。
督帅刁约不听前,曰:‘官平生在时,不见此客。
’王亦不与语,直前,哭甚恸,不执末婢手而退。”
《伤逝》第十条:“王长史病笃,寝卧灯下,转麈尾视之,叹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刘尹临殡,以犀柄麈尾著柩中,因恸绝。”
礼教提倡:“发乎情,止乎礼仪”⑥,从以上例子来看,魏晋时期,名士们并不以情感表白为惭,他们常常深情流露、毫无伪饰,其方式的出人意表,其行为的偏离习俗,令人惊异。
另一方面,在清谈之风的影响下,魏晋士人很喜欢作语言斗智游戏,他们经常毫不顾忌礼俗地互相调侃。
《世说新语·排调》一门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
过去礼教中要求严格遵守的君臣、父子、夫妇、尊卑等等级规范流于戏谑中,甚至连极慎用的名号避讳也可被用作各种调笑之资而不受任何责罚。
《排调》第二条:“晋文帝与二陈共车,过唤钟会同载,即驶车委去。
比出,已远。
既至,因嘲之曰:‘与人期行,何以迟迟?望卿遥遥不至。
’会答曰:‘矫然懿实,何必同群?’帝复问会:‘皋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尧、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时之懿士。
’”
这些言语如果照以前的道德观念来看,可以说极其不敬,不会被容忍。
但在魏晋时期,作为封建礼法最高体现者和执行者的帝王,对此不仅未加禁止,反而本人也乐于参与这类语言游戏,可以说是变相的鼓励。
过去的道德观还认为,君子不应以己之所长,笑人之所短。
然而魏晋名士却常常以此互相取笑为乐。
韩康伯身体肥胖,人们取笑他“似肉鸭”,支道林唇不掩齿,谢石和王徽之加以调侃,弄得支道林大为光火。
后世正统礼法之士对此非常不满,痛斥为:“魏晋以来,举此为戏,效市井之唇吻,成宾主之嫌仇,越检逾闲,涂堪疾忿”⑦,“不闻清谈讲道之言,专以丑辞嘲弄为先”⑧。
当时的人们常常乐此不疲,视之为极大的精神快乐和高超的智慧表现。
另外,书中记载的一批妇女形象也与传统儒家伦理纲常所规定淑女举止明显不同。
如书中以谢安夫人为代表的“妒妇”形象以及以谢道蕴为代表的才女形象,她们或明确反击丈夫的无礼需求或公开表示自己对丈夫的鄙薄不满,她们往往见解独到,拥有自己的独立个性,这类妇女群像出现本身即意味着女性对礼教“三从四德”规定的背离,由此也可见当时蔑视、叛离礼法的社会风气影响的普遍、剧烈。
二、放诞举止
放诞举止无疑是名士风度中最引人注目的特色之一,其集中体现于放诞之风在士族中的盛行和名士们的种种奇特嗜好上。
这些放荡不羁的行为使他们言行往往带有某种怪诞色彩,他们的名言是“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⑨《任诞》第八条刘注引王隐《晋书》曰:“籍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
籍与无亲,生不相识,往哭,尽哀而去。
其达而无检,皆此类也。”
《文学》第六十九条刘注引《名士传》曰:“(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
’”
放诞之风主要以“竹林七贤”为发端,中朝名士把这种放诞的言行发挥到极致,比较典型的代表有周顗、王澄、阮咸等人。
他们或恒常大醉三日不醒或动不动就脱衣裸形甚至连与猪同饮也毫不在乎。
他们放荡的行为连同道中人有时都难以接受。
《任诞》第二十五条:“有人讥周仆射:‘与亲友言戏,秽杂无检节。
’周曰:‘吾若万里长江,何能不千里一曲。
’”
《德行》第二十三条:“王平子、胡毋彦国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
乐广笑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
这一时期,名士们的嗜好也显得十分奇特。
根据历史记载,当时的名士普遍有饮酒、服药、赌博、裸形的喜好,《世说新语》一书对此有明确的记述。
《言语》第十四条:“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
’”《任诞》第五条:“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
《任诞》第二十六条:“温太真位未高时,屡与扬州、淮中估客樗蒲,与辄不竞。
尝一过,大输物,戏屈,无因得反,与庾亮善,于舫中大唤亮曰:‘卿可赎我!’……经此数四。”
结合阮籍、刘伶杰出的代表作《大人先生传》和《酒德颂》来看,不难看出名士们放荡怪异的行为之下隐藏的是对正统生存方式的厌恶和拒绝。
此外,当时的名士还表现出喜爱一般习俗上忌讳事物的奇特兴趣。
6. 魏晋南北朝文学最高成就?
魏晋南北朝诗歌的最大成就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日益摆脱经学的影响,而获得独立的发展,开始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诗歌、散文、辞赋、骈文、小说等文学样式,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诗歌的地位仍然是最重要的。
汉末魏初,在“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背景下面,文人诗歌创作进入了“五言腾踊”的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核心,加上孔融、王粲、刘桢、陈琳等所谓“建安七子”组成的邺下文人集团,创造了“建安文学”的辉煌。建安文人的作品,具有“慷慨任气”这种共同的时代风格,其中曹操的诗歌,沉雄悲凉,反映了动乱的社会现实,表露了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如《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都是较为成功的篇章。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人称“建安之杰”。他的诗歌“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白马篇》、《赠白马王彪》分别是他前期和后期诗歌的代表作。他的散文和辞赋也表现出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著名的〈洛神赋〉美不胜收。“七子”中最有成就的作家是王粲,他的《七哀诗》、〈登楼赋〉等篇章,是建安文学中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杰作。
7. 魏晋到唐中叶的代表作?
以下列举五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作品:
1、《室思》:是汉末三国时期的诗人徐干创作的一组代言体的诗。这组诗写的是妻子对离家丈夫的思念。全诗分六章,就日常所见、所感、所思,从各个侧面反覆细致地抒发了思妇的盼望、失望和期待之情。
2、《达庄论》:是三国时期玄学家阮籍的后期作品之一,弃绝礼法,反对名教,追求个体自我的逍遥与自由,把“自然”与“名教”对立起来,认为"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天地万物是自然而然自己生成的。
3、《幽愤诗》:是三国嵇康创作的一首四言诗。这是一首抒写诗人因吕安事而被系狱以后的忧愤不平的长诗。这首诗的产生有着更为深刻的时代原因,并且与诗人的独特个性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诗词锋爽利、峻切、语言壮丽。
4、《闲居赋》:是晋代文学家潘岳创作的一篇赋。这篇赋总结作者总结自己三十年的做官经历,表现了闲居的乐趣。全赋以华丽辞藻的铺排和名人典故的罗列见长,句式以四言为主,又杂以五言、六言、三言,既有骈偶句又杂有散句,参差有致,富于变化。
5、《娇女诗》:是晋代文学家左思的诗作。作者从日常生活中剪裁几个场景,精心描绘了两个小女儿天真稚气、活泼可爱的种种情态,准确形象地勾画出她们娇憨活泼的性格,字里行间闪烁着慈父忍俊不禁的笑意,笔墨间流露着家庭生活特有的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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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阮籍代表作,竹林七贤是魏晋风流人物?
“竹林七贤”是魏晋风流名士的代表性人物,我都敬佩。但要说最喜欢谁,那就是阮咸了,尽管他的名气好像不如其他六位显耀。
看看关于阮咸的几个故事,了解了阮咸这个人,你也会喜欢他。
阮家是个有名望的大家族。因为贫富不均,这个家族以居住地中间的一条道路分隔形成了鲜明的两个阵营。路北居者皆富有,路南居者多贫穷。化用赵树理先生的顺口溜很可说明这个家族贫富分化的状况:“名士不名士,从北往南看。路北著锦衣,路南穿布衫。”阮咸和其叔叔阮籍都居住在路南,属贫者流。七月七日,是晾晒秋冬衣物的时令。路北,楼宇屋檐间,锦被貂裘,绫罗绸缎,丽服华装,于阳光下闪耀着晃眼的光芒;路南,房前屋后,偶有几片暗淡的衣物寂寥于风日中。阮咸出门溜达了一圈,眼中风物大概也是令其心情不爽,就在自家院子里竖起一根长大的竹竿,百尺竿头高挑一条大棉裤。有客来访,甚是不解其意。阮咸指指路北晒在太阳下的衣物,说:“我也免不了俗,没面子,此物聊可抵挡一阵。”。
阮氏家族虽有贫富之分,但都好饮,且人人海量。这阮咸和侄子阮修关系不错,很合得来。族人间时常聚聚,小酌从没有,海喝是常事。有一天,阮氏家族又聚在一起搞大型聚会。高台上阮咸弹琵琶,台下一大片桌几酒席。看看族人来得差不多了,阮修就对阮咸说:“别弹了,咱开始喝吧。”好多人不乐意,说再听阮咸弹会儿琵琶吧,不着急。这阮咸精通音律,擅弹琵琶,在当时的音乐界是数一数二的大腕儿。手指一挥,仙音绝伦。
直到大家的肚子都开始鸣不平了,看看这日头真不早了,确实该开宴了。众人对阮咸说:“别弹了,开喝吧。”阮咸顾视那几瓮成行排列的好酒,说:“还有高士未到,你们先开始,我弹完这一曲再喝,晚谷子不少出米。”于是弹的弹,听的听,喝的喝,看的看,一片纷乱。有几个追星族小辈儿问阮咸:“您还等谁啊?什么样的高士?”阮咸抬头看看日色,停止弹奏,说:“新来的门客。皆衣黑袍,大智若愚远迈不群,不与俗人相交游。我昨于乡间僻壤访而得之,置酒与饮,皆海量也。”。
几个追星族本想等阮咸家的门客到来后一起痛饮,但看着酒席间早已是杯盘狼藉,众人早撤弃小酒杯,换了大碗大盆,个个如长鲸吸百川,也不愿等阮咸家的门客了,抄家伙喝起来。阮咸目睹此情景,酒瘾也早按捺不住了,下了高台,抹胳膊撸袖子,刚想痛饮,却见自家众门客一溜儿小跑过来了。
----却是谁?一群黑猪。阮咸眼睛一亮,大呼:“卿等何姗姗来迟也!识食物者为俊杰,无须多礼,但饮无妨!”倒一大盆酒,置于猪前,与群猪抵颅共饮。偶尔怕拍猪头,扯扯猪耳,赞一句:“卿等真海量也。”众相视大笑,酒兴倍添。迎杯送盏,碗去盆来,不一会儿阮咸与族人皆醉卧于地,众门客摇摇晃晃扬长而去。一追星族指猪问阮咸:“这就是府上的门客?高,高士?”
阮咸答曰:“正是。”醉态之中,望门客影儿而作歌曰:“残羹冷炙足为欢,日暖墙下自高眠。耳大不闻世间事,无忧无虑养天年。”
阮咸的姑姑有个鲜卑族的小侍女,虽出身卑微,但风情万种,姿色不凡。姑姑常带着小侍女回娘家探亲,一来二去,郎有情奴有意,阮咸就和这小侍女好上了。阮咸的母亲去世了,阮咸的姑姑又带着小侍女来吊丧。阮咸就请求姑姑留下侍女,成全了他们俩。他姑姑随口就答应了。没想到,姑姑走时居然瞒着阮咸又把小侍女带走了。阮咸听说后,那个急啊,骑上来吊丧的一个朋友的毛驴,连身上的孝服都顾不上脱,亲自去追。不一会儿,俩人合骑着驴满面欢喜回来了,阮咸跳下驴,对小侍女说:“除了你,谁也不配给我们阮家传宗接代。我可不能把你弄丢了!”
阮咸精通音律,善弹琵琶,时号“妙达八音”,有“神解”之誉 ,在当时的音乐界无人能比。他发明了一种乐器,类似琵琶,弹起来美妙绝伦。后人以他的名字“阮咸”命名,现存于日本博物馆。我贴图如下。他的文学成就也是了不得。有文集一卷行世,元代尚存,后来散佚。关键还是这个人的人品好,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说他:“纯洁质朴,节制欲望,万事万物都不能改变他的性格。”诗圣杜甫说他:“嗣宗诸子侄,早觉仲容贤”。(阮咸字仲容)
我辈太渺小了,说阮咸这样的高人名士,咋说都不到位,各位还是看看他的传记吧,一看你就佩服和喜欢他!
2. 分析阮籍诗歌的艺术特色?
阮籍(210-263)字嗣宗,三国陈留尉氏(今河南)人,曾为步兵校尉,魏高贵乡公时官散骑侍郎。
主要作品有《咏怀诗》82首,抒写内心的苦闷,揭露现实的黑暗,充满愤世疾俗之情,限于政治环境,《咏怀诗》大量运用比兴寄托,借古喻今的手法,诗旨遥深,隐晦曲折。阮籍继承了《诗经》、《楚辞》及建安文学的优良传统,对五言诗的发展颇有贡献。他的散文《大人先生传》,讽刺世俗庸人的虚伪和贪婪,文笔辛辣至极。辑有集13卷,已散佚。明人辑有《阮步兵集》,近人有黄节著《阮步兵咏怀诗注》。3. 谁有阮籍的清思赋?
阮籍《清思赋》曰:厌白玉以为面,霏丹霞以为裳。三国魏阮籍《清思赋》:“色熠熠以流烂兮,纷杂错以葳蕤。”
4. 曹植有哪些贡献?
“一代诗宗”曹植——论曹植对中国诗史的独特贡献
中国诗史“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文质彬彬、情文并茂,追求“壮美”的美学定位,以抒情为本的文化品格,以五言诗为主的诗体形式,皆由曹植垂范并师法千秋。曹植“一代诗宗”的诗史地位,是由曹植的四大贡献奠定的。
1.曹植诗隐括《风》、《雅》,组织《庄》、《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继往开来,初步确立中国诗歌“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
中国诗歌发展,明显地呈现出“二源合一流”的大势走向。“二源”即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诗学体系,以《楚辞》、《庄子》为代表的南方诗学体系。建安诗歌一代繁盛,正是“得《风》、《雅》、《骚》人之气骨”,二源交汇,南北合流,儒道合一的产物。
曹植乃“风、雅之苗裔”,曹植自己也以“有应风雅”相标榜,读曹植《送应氏》、《泰山梁甫行》、《情诗》、《门有万里客行》等,这一点,不言而自明;同时,曹植《飞龙篇》、《远游篇》等游仙诗,“与《楚辞》同意”,《杂诗》六首,“原本于《离骚》”,所以刘熙载《艺概》卷二也谓“曹子建诗出于骚”;并且,曹植诗也多乐府,“参其乐府,皆汉氏之韵”;《南国有佳人》等游子思妇诗,“全法《十九首》意象”。
因此,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谓“子建之诗,隐括《风》、(傩》,组织屈、宋,洵为一代宗匠,高踞诸子之上。……然不能不推子建为极者,盖有得于诗家之正派的宗也。”将曹植作为《风》、《雅》、《楚辞》的正宗传人来推崇。
建安诗歌,正处于承上启下,“二源合一流”的历史交汇处,“三曹七子”皆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然真正以诗歌实绩确立这个嬗变大势者,当首推曹植。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得好:曹植诗,“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惨远的情调。这一切都通过他凝聚在五言诗的制作上,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
2.”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初步确立中国诗歌“壮美”的美学定位和文质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
所谓“骨气奇高”,是说曹植诗不仅有血有肉,而且有骨有气,充满气势和骨力,充满追求和抗争,显得慷慨刚健,悲愤沉郁,以气取胜,以骨取胜;所谓“词采华茂”,是说曹植诗风流倜傥,文采斐然,工于起调,善为警句,锻字炼句,声色和美。
建安诗人唯曹植华丽其容,风骨其实,“词采华茂”因“骨气奇高”而不致流于浮艳纤柔,“骨气奇高”又因“词采华茂”而不致陷于平浅粗豪,真乃文质相称,情文并茂,壮哉美哉,美哉壮哉!
所以《多岁堂古诗存》称“魏诗至子建始盛,武帝雄才而失之粗,子桓雅秀而伤于弱,风雅当家,诗人本色,断推此君。”吴质《答东阿王笺》即以“文彩巨丽”赞美曹植;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一文中,将“华丽壮大”作为建安文学的一大特征。
刘勰《文心雕龙·风骨》云:“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呜凤也。”高度评价了风骨与词采的统一,并誉为文中凤凰,同时讥笑有风骨而缺文采者为文中鸷鸟,有词采而乏风骨者为文中野鸡。
陆机、谢灵运、谢眺等人,受曹植“词采华茂”的影响,以至愈演愈烈,繁衍出六朝诗歌的“采丽竞繁,刚健不闻”;另一方面,左思、鲍照,其实还包括阮籍、陶潜、庾信、陈子昂、李白、杜甫等人,继承发展曹植“文中鸣凤”的精神,形成“盛唐雄赡”的壮美诗风。陈子昂的诗歌革新运动,上接“汉魏风骨”,要求新诗歌应“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修竹篇序》),李白的“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要求风骨与清发的结合,皆与曹植的“骨气奇高,词采华茂”一脉相承。
3.曹植诗“情意有余,汹涌而发”,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左右摇摆,确立了抒情的文化品格。
《诗经》以言志抒情为主,其中有少数诗歌,如“民族史诗”、《七月》、《氓》等有明显的叙事倾向。《楚辞》也以抒情为主,但叙事性大为增强,《离骚》作为一首自传体政治抒情诗,回顾半生经历,探索未来道路,便大量用赋的手法;《招魂》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也多用体物铺叙笔法;《卜居》、《渔父》更是明显的散文化、叙事化。
《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以叙事为主,《东门行》、《病妇行》、《孤儿行》、《陌上桑》等皆为成熟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更是达到我国古代叙事诗的最高成就。《古诗十九首》“深衷浅貌,短语长情”,又以抒情为主。
中国诗歌虽以抒情言志为发端,但其发展实在是依违于志、情、事之间,左右摆摆,自曹丕的“文气”说、陆机的“缘情”说始,中国文学方觉醒、独立,中国诗歌方确方向,以情为本。然“文气”说、“缘情”说的出王主要受到建安诗歌的启发。而真正代表“文气”、“缘情”理论的实绩,以创作实践确立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诗人,当首推曹植。
“七子”中唯王粲、刘桢多抒情诗,但数量、质量皆远不能与曹植比肩。曹植诗“本乎性情,慷慨高歌不减乃父,“柔情丽质,不减文帝”,并且无情不可抒,无意不可达,《白马篇》之豪壮、《薤露行》之慷慨、《送应氏》之悲凉、《七哀诗》之哀怨、《美女篇》凄婉、《杂诗》之缠绵、《赠徐干》之坦诚、《野田黄雀行》之沉痛、《赠白马王彪》之沉郁、《当墙欲高行》之愤激、《泰山梁甫行》之凄惨……
4.艺术质量上,曹植五古深于取象,善为比兴,大量诗作,通篇用比兴,在建安诗坛,可谓“集比兴之大成”、“开一代风气”。
曹植诗工于起调,善为结语,曹植以前,古诗不假思索,无意谋篇,自曹植,方“有起,有结,有伦序,有照应”,并且“结名好难得,发句好尤难得”,曹植有此成就,实在是大不易;曹植诗功于锤炼,善为警句,而曹植以前,古诗“平平道出,无用工字面”,自曹植,方锻字炼句,后世诗人争相效仿,甚至“唐人诗眼本于此”;
曹植诗对仗工整,平仄妥贴,对齐永明体及唐近体诗,也多有启发;曹植诗词诗采华茂,粲溢古今,却“浑然天成”、“文质适中”,将乐府诗的通俗和《十九道》的典雅相融合,“形成自己全新的语言风格”;
综上所述,中国诗史“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文质彬彬、情文并茂,追求“壮美”的美学定位,以抒情为本的文化品格,以五言诗为主的诗式形式,皆由曹植垂范并师法千秋。虽然诗歌的艺术发展有其自身规律,但人为因素,大家手笔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古人将曹植列“古今三大诗家”或“古今四大诗圣”,这绝非过誉之词,这是由曹植对中国诗史的独特贡献所奠定的。
5. 世说新语中魏晋士人不流于俗的行为?
一、违礼举止
魏晋时期,传统礼教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
纵情越礼,毁坏礼制在魏晋名士生活中是普遍现象,他们不屑于遵守传统秩序规范,常常以极端的言行反抗常识,反抗世间习惯了的信条,采取一般人看来矫激的言语行为,甩开现实的束缚,洋洋自得于懈怠无为的生活。
魏晋名士蔑视传统礼法,违背礼俗的言行相当突出。
阮籍、刘伶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如《任诞》第六: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
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
《任诞》第三: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
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
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
’妇曰:‘敬闻命。
’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
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
’便饮酒进肉,隗然已醉矣。”
刘伶带有恶作剧性质的举动明显表现了对当时社会传统规范的蔑视和戏弄之情。
阮籍更是处处与礼教规范对着干,礼教规定男女授受不亲,他却偏与邻妇一起饮酒,并醉卧其侧。
《礼记·曲礼》明确规定:“嫂叔不通问。”他却定要与嫂子送别③。
礼教又规定母丧期间不食荤,他却大啖酒肉,神色自若。
魏晋名士言行中经常故意违礼而行并以此自持,阮籍本人就对礼法之士的指责针锋相对地反驳:“礼岂为我辈设也。”④以前奉作金科玉律的礼教规定,在他们眼里不值一提。
名士们对礼法的蔑视最突出表现是在对待婚丧和日常口舌之辩中。
《任诞》十五:“阮仲容先幸姑家鲜卑婢。
及居母丧,姑当远移,初云当留婢,既发,定将去。
仲容借客驴著重服自追之,累骑而返。
曰:‘人种不可失!’即遥集之母也。”
《任诞》第十四条:“裴成公妇,王戎女。
王戎晨往裴许,不通径前。
裴从床南下,女从北下,相对作宾主,了无异色。”
阮咸不顾身份、母丧,公然与鲜卑女结合,在门阀制度的时代是相当惊人的举动。
翁婿同室,却毫无异色,对礼法的挑战不可谓不极端。
《世说新语》书中所记叙的温峤成婚,诸葛恢女儿再嫁的经过⑤,也是极典型的例子。
《世说新语》又有《伤逝》一门来专章表现名士们奇特的悼亡方式。
《伤逝》第一条:“王仲宣好驴鸣。
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
’赴客皆一作驴鸣。”
《伤逝》第十五条:“王东亭与谢公交恶。
王在东闻谢丧,便出都诣子敬道:‘欲哭谢公。
’子敬始卧,闻其言,便惊起曰:‘所望于法护。
’王于是往哭。
督帅刁约不听前,曰:‘官平生在时,不见此客。
’王亦不与语,直前,哭甚恸,不执末婢手而退。”
《伤逝》第十条:“王长史病笃,寝卧灯下,转麈尾视之,叹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刘尹临殡,以犀柄麈尾著柩中,因恸绝。”
礼教提倡:“发乎情,止乎礼仪”⑥,从以上例子来看,魏晋时期,名士们并不以情感表白为惭,他们常常深情流露、毫无伪饰,其方式的出人意表,其行为的偏离习俗,令人惊异。
另一方面,在清谈之风的影响下,魏晋士人很喜欢作语言斗智游戏,他们经常毫不顾忌礼俗地互相调侃。
《世说新语·排调》一门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
过去礼教中要求严格遵守的君臣、父子、夫妇、尊卑等等级规范流于戏谑中,甚至连极慎用的名号避讳也可被用作各种调笑之资而不受任何责罚。
《排调》第二条:“晋文帝与二陈共车,过唤钟会同载,即驶车委去。
比出,已远。
既至,因嘲之曰:‘与人期行,何以迟迟?望卿遥遥不至。
’会答曰:‘矫然懿实,何必同群?’帝复问会:‘皋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尧、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时之懿士。
’”
这些言语如果照以前的道德观念来看,可以说极其不敬,不会被容忍。
但在魏晋时期,作为封建礼法最高体现者和执行者的帝王,对此不仅未加禁止,反而本人也乐于参与这类语言游戏,可以说是变相的鼓励。
过去的道德观还认为,君子不应以己之所长,笑人之所短。
然而魏晋名士却常常以此互相取笑为乐。
韩康伯身体肥胖,人们取笑他“似肉鸭”,支道林唇不掩齿,谢石和王徽之加以调侃,弄得支道林大为光火。
后世正统礼法之士对此非常不满,痛斥为:“魏晋以来,举此为戏,效市井之唇吻,成宾主之嫌仇,越检逾闲,涂堪疾忿”⑦,“不闻清谈讲道之言,专以丑辞嘲弄为先”⑧。
当时的人们常常乐此不疲,视之为极大的精神快乐和高超的智慧表现。
另外,书中记载的一批妇女形象也与传统儒家伦理纲常所规定淑女举止明显不同。
如书中以谢安夫人为代表的“妒妇”形象以及以谢道蕴为代表的才女形象,她们或明确反击丈夫的无礼需求或公开表示自己对丈夫的鄙薄不满,她们往往见解独到,拥有自己的独立个性,这类妇女群像出现本身即意味着女性对礼教“三从四德”规定的背离,由此也可见当时蔑视、叛离礼法的社会风气影响的普遍、剧烈。
二、放诞举止
放诞举止无疑是名士风度中最引人注目的特色之一,其集中体现于放诞之风在士族中的盛行和名士们的种种奇特嗜好上。
这些放荡不羁的行为使他们言行往往带有某种怪诞色彩,他们的名言是“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⑨《任诞》第八条刘注引王隐《晋书》曰:“籍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
籍与无亲,生不相识,往哭,尽哀而去。
其达而无检,皆此类也。”
《文学》第六十九条刘注引《名士传》曰:“(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
’”
放诞之风主要以“竹林七贤”为发端,中朝名士把这种放诞的言行发挥到极致,比较典型的代表有周顗、王澄、阮咸等人。
他们或恒常大醉三日不醒或动不动就脱衣裸形甚至连与猪同饮也毫不在乎。
他们放荡的行为连同道中人有时都难以接受。
《任诞》第二十五条:“有人讥周仆射:‘与亲友言戏,秽杂无检节。
’周曰:‘吾若万里长江,何能不千里一曲。
’”
《德行》第二十三条:“王平子、胡毋彦国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
乐广笑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
这一时期,名士们的嗜好也显得十分奇特。
根据历史记载,当时的名士普遍有饮酒、服药、赌博、裸形的喜好,《世说新语》一书对此有明确的记述。
《言语》第十四条:“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
’”《任诞》第五条:“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
《任诞》第二十六条:“温太真位未高时,屡与扬州、淮中估客樗蒲,与辄不竞。
尝一过,大输物,戏屈,无因得反,与庾亮善,于舫中大唤亮曰:‘卿可赎我!’……经此数四。”
结合阮籍、刘伶杰出的代表作《大人先生传》和《酒德颂》来看,不难看出名士们放荡怪异的行为之下隐藏的是对正统生存方式的厌恶和拒绝。
此外,当时的名士还表现出喜爱一般习俗上忌讳事物的奇特兴趣。
6. 魏晋南北朝文学最高成就?
魏晋南北朝诗歌的最大成就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日益摆脱经学的影响,而获得独立的发展,开始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诗歌、散文、辞赋、骈文、小说等文学样式,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诗歌的地位仍然是最重要的。
汉末魏初,在“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背景下面,文人诗歌创作进入了“五言腾踊”的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核心,加上孔融、王粲、刘桢、陈琳等所谓“建安七子”组成的邺下文人集团,创造了“建安文学”的辉煌。建安文人的作品,具有“慷慨任气”这种共同的时代风格,其中曹操的诗歌,沉雄悲凉,反映了动乱的社会现实,表露了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如《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都是较为成功的篇章。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人称“建安之杰”。他的诗歌“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白马篇》、《赠白马王彪》分别是他前期和后期诗歌的代表作。他的散文和辞赋也表现出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著名的〈洛神赋〉美不胜收。“七子”中最有成就的作家是王粲,他的《七哀诗》、〈登楼赋〉等篇章,是建安文学中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杰作。
7. 魏晋到唐中叶的代表作?
以下列举五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作品:
1、《室思》:是汉末三国时期的诗人徐干创作的一组代言体的诗。这组诗写的是妻子对离家丈夫的思念。全诗分六章,就日常所见、所感、所思,从各个侧面反覆细致地抒发了思妇的盼望、失望和期待之情。
2、《达庄论》:是三国时期玄学家阮籍的后期作品之一,弃绝礼法,反对名教,追求个体自我的逍遥与自由,把“自然”与“名教”对立起来,认为"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天地万物是自然而然自己生成的。
3、《幽愤诗》:是三国嵇康创作的一首四言诗。这是一首抒写诗人因吕安事而被系狱以后的忧愤不平的长诗。这首诗的产生有着更为深刻的时代原因,并且与诗人的独特个性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诗词锋爽利、峻切、语言壮丽。
4、《闲居赋》:是晋代文学家潘岳创作的一篇赋。这篇赋总结作者总结自己三十年的做官经历,表现了闲居的乐趣。全赋以华丽辞藻的铺排和名人典故的罗列见长,句式以四言为主,又杂以五言、六言、三言,既有骈偶句又杂有散句,参差有致,富于变化。
5、《娇女诗》:是晋代文学家左思的诗作。作者从日常生活中剪裁几个场景,精心描绘了两个小女儿天真稚气、活泼可爱的种种情态,准确形象地勾画出她们娇憨活泼的性格,字里行间闪烁着慈父忍俊不禁的笑意,笔墨间流露着家庭生活特有的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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